这张老照片，是一位较晚退休的同济大学建筑系老师在微信群里发的，他对其中几个人感到陌生，发出来想让群里前辈指认一下。

我恰巧认识所有的人，于是便排了个名单，作为回答。然后又把这张照片转发给了照片“主角”的夫人，因为“主角”不久前刚因阿尔茨海默症病故，他夫人并非建筑系中人，不知是否存有这张照片，或可留作纪念。

“主角”是前排居中手捧《毛主席去安源》油画像的一位年轻助教，照片拍摄地点是在当时建筑系馆文远楼主入口前台阶上，时间是1970年。事件缘起是欢送他去“支援”上海在南京梅山的“飞地”小三线钢铁企业建设——具体说来，这是一桩因不白之冤而蒙受的迫害。

“主角”因谈恋爱，与外地的女友（同济低一届的另专业的毕业生）书信往来不断，一次工宣队突击“抄家”，针对性地从他房间抽屉里抄出一些与未婚妻来往信件，被认为字里行间充满着资产阶级情调，甚至淫词亵语，加上文革前教学上一些小过失，以支援三线建设名义，将他就此赶出教师队伍。“抄家”侵犯隐私不说，“罪证”的恋爱书信，只是当事人之间的传情，与外界毫无关系，再用词不当，何至于遭到如此对待？

照片除了“主角”左边一位女性是进驻教研室的工宣队师傅（斜背着语录包、胸戴像章，是师傅们一种比较正式的服饰“标配”），其他人都是当时建筑系民用建筑教研室的老师。然而这并非教研室全部人员，算下来应该还有三分之一未到，到不齐的原因是人员早已被打散，有些人被调度到不知哪儿去了。到场的老师身份也有些杂，有三位原编制属设计院，当时不知是不是任务少，设计院建制人员被纳入到不同的系，他们几位就放到民用教研室参加政治活动。二排左二，并非原教研室成员，他是城市规划出身的指导员，临时被上面派下来加强教研室党支部领导的。

这样并不整齐的“全班人马”，应该是可解读出的第一个信息：那年月，教师并不在干该干的事，成天“斗、批、改”，频繁调动，有的调出去，有的政治性的“掺沙子”调进来，以致直到今日，一些多年相处的老同事，相互说起当年在何处，往往都茫然一无所知。

第二个可解读的信息，是背景立柱上大标语“无限忠于……”，当年所谓“三忠于、四无限”，将领袖突出到绝对信仰位置。另一条“大学还是要办的，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……”的语录，则是领袖1968年发表的著名的《七·二一指示》。在这指示下，大学教师似乎重回教坛有望了。然而其实，“复课闹革命”的口号在1967年就提出了，可是到“大学还是要办的”，也只是一些自发的非正式的教学活动在零星开展。不过“七·二一大学”，毕竟带有“圣旨”的正式性，建筑系闻风而动，照片中有一位缺席者与我以及另外几个教研室的8位老师，在工宣队师傅领导下，4个红卫兵学生参与监督，被派去培养7位建筑工人技术人员。虽然后来1971年开始正式招收多个专业的工农兵学员，也仍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招生，学生是来“上、管、改”的，老师是被“遴选”的；直到文革后的1977年才恢复了真正意义的大学招生。

第三个可解读的信息，当然是“主角”手捧的那张画像了。那张油画是前述标语的具象化，1968年正式发表的，据说总共印了9亿多张，成为世界上印刷量最大的一幅画！还上了中小学教科书，又出了邮票，发行量也达5000万枚。有意思的是，邮局常不敢往邮票盖邮戳，怕污损了光辉形象说不清，所以有些人就揭下来反复贴上去用，以节省八分钱邮资。该画主要是为了抵消历来宣传的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影响，他那时已背上“大叛徒、大工贼”的罪名。让一个下放的教师捧这幅画，不仅要表达一种表忠心的时髦姿态，还有一种要把明明是“惩罚”，变成走出学校到工厂去接受劳动教育的“光荣”意义。

第四个可解读的信息，是右边露出一角的大幅标语“……唐云祥同志……”。唐是文革前的建筑系党总支书记，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毕业的地下党，但文革到来，照例成为“走资派”被打倒了。1970年，拍这张照片时，系革委会已经成立，但红卫兵间派仗仍未终止，革委会三结合的是一位来自东北的解放战争南下老干部副书记，然而不久，他位子还没坐稳就又被拉下马。唐却并没有完全解脱，这标语既称他为同志，应该是有些人呼吁让他出来工作一类的吧。

当年这类大标语，是一种派别立场的宣示，唐只是派性争斗的一个工具，造反学生，并不真关心他本人的政治生命。但最后，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，解放、三结合是大势所趋，只是唐并未留在建筑系，而是先调到设计院做书记，后来则调离学校去了其他事业单位。这也是当时常规的一种换个地方官复原职的模式，老干部们再流恋原单位也是身不由己的。

第五个可解读的信息是，右上后排三位年龄较大的老师，值得注意。他们是所有其他老师的老师，即使有几个年轻教师非同济嫡传，而是从清华、天津大学分配过来，多年工作下来，也受教良多。遗憾的是三个人全部板着脸，因为那时虽然已从牛棚放出，可还不是自由身，随时要接受“革命群众”监督的。按正常年月和他们身份，本应该站在前排，毕竟文革前都是建筑系最学术权威的一级教授、行政领导。自前至后，是谭垣、冯纪忠、吴景祥，分别自美国、奥地利和法国留学归来，谭是前中央大学教授，是无数中国建筑界的顶尖人才的恩师；冯文革前是系主任；吴是设计院院长，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。可是现在他们无所事事，只是奉命来陪拍照的，自然高兴不起来。

第六个可解读的信息是，其他老师许多也表情严肃，拍集体照虽然尽可能地找来教研室成员，然而大家或同床异梦，或忧心忡忡，完全没有一种和睦亲热、依依惜别的氛围。同样属于“逢场作戏”的陪照。

前排右一那位青年教师是“主角”的同窗，毕业时这两人同时被权威老师看重而点名留校，他缩在背后，让人觉得颇有点“物伤其类”之感。他旁边一位是天大毕业分配来同济的，似乎也不怎么开心，其实不久前他刚莫名其妙地挨过整；同时从天大分配来的还有二排左一那位蹙着眉头的女老师，似乎也心不在焉正为别的事揪心着。真正满面春风笑逐颜开的只有“主角”右边的那位，他是教研室支部书记，与“主角”同住一室，“主角”原与我同室，是特意调配过去的，以起一个无形的监管作用。工宣队目标明确的查抄，与他的检举有关。

这并非毫无根据的猜疑。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，从信封下地址和某缄，知是“主角”女友寄来的（我住在他隔壁）。当时的信件都插在各室门上一个自制的开敞式信插里，谁都可以看到和拿走（但却极少丢失）。我很奇怪，难道她要通过我调查男友的什么事情吗？开始就未敢拆，吃午饭时将此事与一位信得过的与“主角”也很谈得来的女老师说了，她说你拆嘛，是公开寄给你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。我于是回宿舍拆了，原来里面又套了一个信封，写着请转交某某！不直接写信而要我转交，有什么奥妙？我把信交给那“主角”时，他说了，不好意思，是我让她这样做的，因为此前遗失过不止一次信，怀疑是同室人干的，所以让你转以确保安全！这我才释然。

第七个可解读的信息是，这里面有五位，改革开放后出国定居了，其中也有党员。有的是两头跑或偶尔回国探亲，也有基本定居海外，再也没回学校过。应该说他们的走，并不同于富豪的投资移民，也不是什么为“裸官”打前站的行为，有的在改革开放后，未出国前，成果不断，事业曾达到人生的顶峰，但还是选择出去。这个现象，颇令人深思。

第八个可解读的信息是，除了三位老教授已故世，其他早逝者也有五位。“主角”不在了，他的监督者，更早几年已亡故，那位派来“掺沙子”的，后来调去了学校校长办，也突发心脏病过世了。这么一算，忽然发现，这里面所有人，如今还活着的，都已在80岁以上！正是文革前年代，共和国大学培养的一代栋梁之才！这批人之后，是一个“断层”，因为文革中断了高校教育十年，他们之后的师资，要到1977年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留校（大多数正是照片中老师文革前的学生），才接续上人才的断链，此间相隔达13年。

第九个可解读的信息该说说这位不幸的“主角”了。他与女友相爱相恋，书信来往本属个人隐私，可当年抄家之举，是对“怀疑”对象行使“专政”的手段之一。他毕业留校做老师了，女方低一届尚未毕业，当年是不允许师生谈恋爱的——但他们都是学生时就恋上的，应该不属师生恋。可是，毕业分配女方还是被惩罚性地分配到外地一个施工单位，而他这次被赶出教师队伍，在那边成了一名干部编制的吊车司机，身份一下子变得边缘化起来（似乎还被隔离过，系里曾接待过那边对他的审查外调），这使得他们结婚后的两地分居被铁定为难以改变！直到“四人帮”垮台后的1978年，情况才略有转机，两人以答应两个刁难条件为代价，将女方调到了梅山，距他们结婚已经过去十五、六个年头。那两个条件是：一，“主角”干部编制需转为工人编制，二，“主角”的上海户口需迁到南京。他们为了女儿能有一个像样的家，咬牙答应了。大约90年代初，女方55岁，选择按政策退休带女儿回上海，再次分居，直到男方也退休回沪，才重新团圆。可是没有房子，只能栖身在老母同一屋檐下。有意思的是，女方却在那时机缘巧合地连着两届当选为上海一个区的人大代表！可是“主角”，一个极有才华的知识分子，就这样从青年埋没到老年，再也没能发挥他的专长（作为对比，他那留校同窗，退休前已是多年的教授并当过一届系主任了）！

照片中这些不同人物的这段时期生活经历，映照着个人命运是如何地被时代播弄着的，直到今年照片“主角”在老年痴呆的混沌中去世，心中的苦，从来没有机会向我们老同学、老同事诉说！